虹西方可以休矣

一、我们在被人陷害

昨天在路上遇见一位刚刚由动员召集回来的老朋友，也是老同学，不过他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罢了。我俩感情虽好，但见面总是谈不到几句话，就必定吵起来，原因是他看不惯抽象画(说实在的，他除了喜欢中国的仕女花卉与如广告似的西洋风景画之外，其他的画风一概不予接受)，偏又爱谈抽象画，而我老不放弃任何说服他的机会，想使他抛弃固执的成见，心平静气地去欣赏。可是这次见了我，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说，一开口就很得意地告诉我：

 

「我在部队里看到了这一期的『新文艺』杂志，里面有个叫做虹西方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好极了，你一定要看看，而且非看不可。」

 

我问他文章的题目和内容，他祉说「找来看看就知道了」，不过由他的表情与口气中，已经意味到那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跑了好多书报摊都买不到「新文艺」这本刊物，后来还是摊贩建议我到新中国出版社去问问，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它是一种军中发行的月刊，非卖品，由于遇见了熟人，送了我一本。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看见了虹西方的那篇文章，标题为「毕加索的信徒可以休矣！」文长仅八百余字，可是看完以后，使人又好笑又生气。好笑的是这些人对艺术一无所知，还要强不知以为知的乱发谬论；生气的是这些人欲排除异己，不惜运用最卑劣的手段来诬害有生气、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青年画家，这也是最不能使人忍受的。

 

抽象艺术之遭受非难，正如过去任何新艺术的流派在兴起时遭受非难一样，是一般的现象，但处心积虑想用卑劣手段打击抽象画，想用红帽子来消灭所有的抽象画家的，恐怕祉有中国了。而首先运用红帽子还陷害抽象画家技俩的出现，见诸行动的是在四十九年美术节国立历史博物馆所主办的「现代艺术展览」中(秦松的一幅抽象版画被指责为有歪曲的意识，至今仍被封存在该博物馆)，见诸文字的则是五十年八月的事了(五十年八月号的「革命文艺」刊登了刘狮的文章)，当时曾有很多绘画的年青朋友要我出来讲几句话，我祉觉得那种陷害青年人的语言与行为幼稚得可怜，未予理睬。但后来见到徐复观先生也在八月十四日的香港华侨日报发出了同样的论调，这就不得不注意此一谬论发展了。徐先生要比刘狮多读一些书，文章也比刘狮写得好，为了遏止这种错误观念的蔓延，不得已就拿了他作对象，驳斥所有类似的谬论(见五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与九月六日、七日的联合报，五十一年四月一日「作品」杂志)，同时也在本刊(八卷六期)发表了「现代艺术与匪俄的文艺理论」的正面论文，这些无非都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为了生命的安全，艺术创作的自由而向社会呼吁主持公道罢了。

二、毕加索不是抽象画家

现在，虹西方(何以不署本名？这种怕负责的现象，实非君子所为)又以俄帝颁给毕加索一九六一年「列宁和平奖金」为由，向我辈施放暗箭，他说。──

 

『但在我们反共抗俄的台湾宝岛上，却出现了少数对于毕加索向往的人们，把毕加索那些有毒素的抽象作品，用不少的篇幅刊登介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惶惑和遗憾的事。』他又说──

 

『奉劝抽象画家的作者们，奉劝崇拜毕加索的先生们，该醒醒了。如果你不想得到「列宁和平奖金」的话，那么请赶快改弦易辙，别忘了你是一个反共的中国人，别忘了你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人，别再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首先我要指出的：毕加索没有画过抽象画，更不是抽象绘画的领袖人物。虹西方先生，你怎会把毕加索与抽象画连到一起呢？你可以把毕加索所有的作品拿出来看看，能找到一张抽像画吗？相反的，毕加索是反对抽象画的。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出版的香港新亚生活双周刊第四卷第一期第十页中，新亚书院艺术系主任陈士文先生即说：

 

「毕加索的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否认了抽象艺术。」并且引用了毕加索的话：

 

「这里没有抽象艺术。」

 

「世界上也没有『形象的』和『非形象的』艺术；每件事物都以一种形象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人物、一件对象、一个圆圈，统统是一个『形象』。」

 

我引用陈士文先生的这些话无非是证明毕加索是反对抽象画的(其实我们由他的作品中早已看出他是永远舍弃不了自然的形象的)，虹西方先生也很清楚，俄帝颁和平奖给毕加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毕加索所画的「和平鸽」，试问和平鸽是具象抑或抽象的呢？这是显而易见的，虹西方先生何以会把它给弄拧了呢？我奉劝虹西方，以后在要想反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之前，应该先花点时间去把它弄清之后再来反对它，这样的强不知以为知的胡诌，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产生了反效果。

 

既然毕加索是一位具象画家，并且反对抽象画，那么在我们反共抗俄的台湾岛上，还会有向往他的抽象画家吗？如果有，必是那些对于抽象画一无所知的人，而非画抽象画的青年画家，这是很显然的！

 

反过来说，假若毕加索也画抽象画，并且是抽象画家的领袖，这与我们有甚么关系呢？我们不能因为陷身匪窟的齐白石画国画，我们的国画家就得「赶快改弦易辙」，附匪有据的徐悲鸿画马、梁鼎铭先生就得改画驴子。更不能因为刘海粟做了共匪的艺专校长，我们的师大艺术系就不敢教西画了。你是否看见盖有「为人民」图章的齐白石画册与曾任匪艺术院院长的徐悲鸿画册，充斥着台北的裱画店或陈放在某些国画大师的家里，作为临摹的模板的事？你是否因为刘狮先生和他的叔父刘海栗同样用着西洋写生的技巧来话中国画，而奉劝刘狮先生该醒醒了？如果要谈中国人与毕加索的关系，谁也比不过张大千先生，他远在一九五六年春季即往毕加索的古堡中会晤。张氏一直以能见到毕加索为荣，他与毕加索一起照的照片，到处刊登。并且在他四十八年年初归国时，不但没有如虹西方者指责他，并且上自院长部长，下至青年学子，一齐踊往机场欢迎，联合报记者姚凤盘、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新生报记者黄顺华及各报章杂志，无不同声赞扬他的倜傥潇洒，歌颂他的绘画成就，你能武断地警告这些人都「可以休矣」了吗？

三、西班牙政府对于抽象画的态度

虹西方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陈清汾先生「环球见闻录」的一段话：

 

「有一件事值得我注意，那就是西班牙国家中最大、搜罗最广的美术馆中，才只看到一张毕加索的早期作品，这位世界闻名的现代画家的作品，在别的国家中都争着挂，但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却不以挂他的画为荣，反引以为耻，因为这个天主教国家，吃尽了共产党的苦头，所以他们上下一致反共，但画家毕加索却是左倾的，西班牙政府并不因他是天才而予以姑息，竟把这世界认为杰出的画家给开除了，像这样彻底坚决的反共立场，实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朋友。」

 

陈清汾先生的「环球见闻录」没有看过，不知是否记述他一九三一年以前在法国留学的那段往事，如果是，那么西班牙美术馆中收藏他的作品很少的原因有二：一来他成名不久，美术馆还不确定他的地位；二来西班牙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对于他那种变形(尤其分解组合的立体派画风)的绘画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不是那段时间而是后来，毕加索的反对佛朗哥独裁未尝不是理由。而现在(距一九三一年以三十多年了)该美术馆是否已增多了他的作品收藏，没有数据，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由很多其他的数据中知道，西班牙的抽象画已代表了整个画坛，并且还得到政府的鼓励。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西班牙绘画发展的情形。

 

本世纪的前十年，西班牙绘画仍停留在平板的学院主义上，由于迪阿兹(Diaz)在浮尔瓦(Vuelva)地方画了Scnta Maria de la Ravida 壁画，才将立体主义介绍到西班牙去，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后，由于一群不到三十岁的青年艺术家们对艺术寻求的努力，由超现实主义为起点，发起反学院运动，再造传统遗留下来的观念与价值，而表现出自然抒情的冲动。在这以后相继成立的画会团体很多，其中以一九四八年在巴塞罗那所成立的「Dau Al Set」比较重要，Dau Al Set 是西班牙克特兰文，原是一句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话，英译是「一个骰子的第七面」，这个团体得主要画家是达比埃(Autoni Tapies)色拉第(Joan Josep Tharrats) 克扎尔(Modest Cuixart)和彭斯(Juan Ponc)，他们并出版一本与该团体同名的评论刊物，对新艺术大事鼓吹，编印均由色拉第负责，这本评论的水平足可与超现实主义最佳的刊物媲美。

 

当这新的艺术进入五十年代的时候，批评家和外国画廊的所有人，却不断地涌进巴塞罗那的画室里去。于是他们的作品相继地在巴黎、墨西哥、南美、意大利、瑞典、伦敦、纽约、芝加哥、匹兹堡等地的沙龙或比赛中展出，也慢慢的受到奖励。

 

到了一九五七年，又有一个新的团体在马德里成立，它的名字是「El Paso」，其中包括的画家有沙乌拉(Antonio Saura)费多(Luis Feito)米纳瑞斯(Manolo Millares)和卡罗加尔(Rafael Canogar)等，一致拥护非形象艺术。根据评论家塞罗(J.E.   Cirlot)的解释，非形象画与范围狭窄的写实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它着重创造，而不受形象及规则的思想所决定，排斥一切有关自然物象或可具象的符号。

 

达比埃早于一九五二年就靠政府的亲信之力，在「威尼斯双年艺展」的西班牙部门中被介绍过，接着一九五四年再度展出。到了一九五六年，色拉第、费多、米拉瑞斯、沙乌拉和卡罗加尔均参加展出，全世界的评论意见对他们都加以支持，于是西班牙的美术官吏，也不再可能反对世界意见的趋向而对他们有所轻视了。一九五八年第廿九届威尼斯双年艺展时，他们统统代表西班牙了──政府对他们已是恩宠有加。

 

一九五九年西班牙政府主办了一项「十三位现代西班牙画家」的画展，在巴黎Musée des ArtsDecoratifs 展出，并且同时隆重地签了一个正式的文化交换计划。佛朗哥的文化关系总监莫纳尼斯(Don José Ruiz Morales)在那次展览会目录的前言中说：

 

「『在一滴水里看世界，从默察一道墙的裂缝来预测生命的目的。』这就是现代美学革命的意义。西班牙……西方最古老文化之一……她日新月异的抱负是不会不知道这些新的方向的。」

 

他并且以一种认可的态度肯定地指出：「确定了她坚强的个性……
特别是在绘画的领域哩，在那一方面，若干世纪以来已经是具有卓越的贡献。」至此，抽象画在西班牙已赢得了全盘的胜利，同时在国外，一九六○年的威尼斯的双年艺展中也获得了很多荣誉。目前他们的画正在美国与加拿大巡回展出

 

如陈清汾先生所说，西班牙是一个上下一致坚决反共的国家，因为毕加索的左倾而耻于挂他的画，如果像虹西方先生所说，抽象画家都是毕加索的信徒，那么佛朗哥怎会允许抽象画在西班牙境内生根壮大呢？台湾宝岛的抽象画作者都应赶快改弦易辙，那么西班牙的抽象画作者将怎么办呢？最近又在中央日报上读到了一篇陈清汾先生所写的「暴政之下无艺术」的文章，上面如此写着(六月十八日)：

 

「但，现代抽象派的画是完全依据人类自己的感情意志，由衷而发的一种极自然的感动之作，而共产主义是不准你有这些自我的内在感情。在他们那没有人性、伦理，友爱的社会主义教条下，是不可能有纯艺术产生。所以我说他们根本不懂纯艺术的真谛。」

 

陈先生这话不但说明了俄帝是反对抽象画的，并且也特别强调了抽象画是纯粹的艺术。我们身为一个反共抗俄的中国人，必定要看清事实，认清目标，俄帝反对的，定是它所惧怕的，它惧怕的东西正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为甚么虹西方先生不明此理，反而愚昧地受着匪俄统战宣传之毒，跟着俄帝一块喊，来打击这种自由民主思想的纯粹艺术呢？不久以前，俄帝邀请一位美国极写实的新具象派画家Rochwell Kent 前往铁幕访问，他们为何不邀请抽象画大师罗夫果(Mark Rothko)或刚去世的克兰因(Franz Kline)呢？现在套用一句西方的话：如果你不想被俄帝邀请去铁幕访问的话，那么赶快改弦易辙，别忘了你是一个反共的中国人。虹西方先生，你知道你在作些什么嚒？好好地想想去吧！是可以「休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