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中艺术家应有的认识
- 期刊与书籍
- 《中华文化復興月刊》第17期
- 8至11页
- 1969.8
- 刘国松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家们,如若真有志于复兴中国的艺术文化,就必须由东西两方面去吸取长处,形成一种新风格,才可充分地表现出中华民国这个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
前言
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写过文章了。不是我不想写,而是我实在没有时间。为了我个人的艺术创作,我必须将我的全副精神放在画上去。所以,有许多杂志邀我写稿,我都谢绝或介绍其他朋友去写了。可是当「中国文化复兴月刊」的编辑邀我写稿时,我就义不容辞的接受了。我之所以说「义」不容辞,其原因有二:一是做为一个现代的中国画家,不但有权利表示其对「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理论与作法的个人见解,同时也有献出自己的力量给予这一伟大运动的义务。二是政府所倡导的此一文化复兴运动,与我个人过去一贯的主张和理想、创作的态度和目标完全一致。远在五六年前,诗人余光中敎授,作曲家许常惠敎授和我,就曾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过座谈,写过文章。那时我总觉得时机尙未成熟,所以在我所写的东西里,只就「文艺复兴」所应具备的条件,所应作的准备,以及对过去「五四运动」的得失作了一番检讨的工作。虽然事过数年,政府所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也已濄了两个多年头了,但是,我总觉得那时候所提出的检讨并未受到一般人的注意。今天「中国文化复兴月刊」的编辑给了我这様一个大好机会,我想,在我尙未谈到正题之前,借诸这宝贵的篇幅,再一次提出,作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诸委员先生们的参考。
「五四」是一个新文学运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已完全推翻政治上的专制,但社会上种种思想上的专制,却跟不上政治的变改而难以消除。我们也都知道,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画风。也就因为绘画史不如政治史划分得那样淸楚,因此,民国初年的绘画,并未因政治环境的改变而与清代有何不同。就是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华民国时代的绘画形式与风格仍未建立起来,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检讨与反省的么?
无可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古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与我们比。很多中国人为此而感到骄傲,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年轻人如此,老年人更如此。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地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同时也因此,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人一様曾经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了。「五四」运动就是这种「恨」的明确表现,最初他们恨政府的无能,不满当时的外交政策,随后恨中国传统的文化,高喊「打倒孔家店」。这种「恨」由何而生呢?是由于近两百年来,西洋文明在兵舰大炮的胁迫下输入中国,西方以压倒的科学技术优势,征服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和自尊心。
爱与恨都可产生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需经过理智的控制与指引,否则都会走向毁灭之途。过去的义和团是没有经过理智控制的「恨」的冲动,而「五四」与「九一八」以至于到八年抗战却为经过理智控制的「力」的表现。其实这种「力」若由另一角度来看,却又是靑年人的热血「爱」国的表现。因此,在目前,无论你对传统文化是爱是恨,对文化复兴运动都可产生力量,最怕的就是对传统文化毫无感情。有了感情,然后加以理智的开导,卽可有所作为的。
「五四」运动起初纯属一种民主义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但由于民国六年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做了它的思想背景,因而使其意义加大,内容加深。负起了民国成立以来去除思想上专制的「时代使命」,指引我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其伟大的影响力至今犹存。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国父在致海外同志书中,曾经如此说过: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靑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的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现在,政府又把五月四日定为文艺节,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运动。现在算来「五四」运动至今,已整整的五十年了。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来检讨一下它的得失,是可以作到比较客观而公正的了。严格的说,「五四」绝不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更谈不上文化复兴。因为它只有「文」而没有「艺」。实在只是一个「新文学」的运动而已。这点我们从胡适先生在民国八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靑年」杂志上所写的那篇「新思潮的意义」中看得很凊楚,他说: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丶宗敎上、文学上种种间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丶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胡适先生没有注意到艺术,「五四」没有把艺术列为「研究问题」的对象,也没有列入「输入学理」的对象,艺术被「五四」运动所遣忘了。虽然最初的几年,如同胡适先生所阐述的这种新思潮的特质,曾对孔敎问题、贞操问题丶改良问题、婚姻间题、女子解放问题、父母子女问题丶敎育问题、国语统一问题、文学改良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白语文推行的诸多问题上,作过许多研究讨论的工作,一时成为一股汹涌的浪潮。但是,对于介绍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学理」工作,却显得杂乱而无系统。就在对西洋新思想一知半解,而对西洋的科学方法尚未学到的时候,「五四」的诸位领导者过早地从事国故整理的工作,以致使得「五四」营养不良,而开不出灿烂的花朶,结不出丰满的果实,不但淹没了传统文化的旣有价値,且妨碍了新文化的发展。
我为甚么说它是一个「新文学」的运动,是因为它在白话文学的倡导与创作上,的确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这点在此用不着我多说了。当然,在当时受到杜威的实验哲学与新敎育的理想,以及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的强烈影响,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科学」方面,亦有相当的成绩,但比起「新文学」来,就相去甚远了。
「五四」运动忘记了艺术
我之所以说「五四」绝不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运动,是因为它忘记了「美术」。在此一伟大运动发起的当时,蔡孑民先生曾郑重地再三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注一)
他并且指出当时美术界的情形说:
「我们现在除文学界,稍微有点生机外,别的还有什么?书画是我们的国粹,都是模仿古人的。」(注二)
蔡元培先生的确是一位有远见的敎育家,他的倡育并非是见「五四」运动忘记了美术之后才开始的,远在民国元年二月,在他出任教育总长之后就提出了,在他的「对于敎育方针的意见」中就曾这样说:
「敎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敎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
此后,于民国六年,更进一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注三)
「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敎的条件。宗敎之为累,一至于此,皆刺激感情之作用为之也。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尙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的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虽然蔡先生不断的大声疾呼,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结果呢?看请:
「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美育的注意,当时很多人加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 (注四)
蔡先生尽管一再登高疾呼,尽管他还提出了「美育实施的方法」的具体方案。结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坐第一把交椅的美术,毕竟被遗忘了。「五四」运动之不能造成「中国文艺(化)复兴」,其最大的原因卽在此。我之所以如此说,并非意味着今日若要谈「文艺(化)复兴」,就必须把主位让给艺术家们来坐不可,我只是在建议我们筹划与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诸公,不要再像「五四」那样,把美术遣忘到一边去;同时,并提醒我们的艺术家们,不可再逃避责任或看轻自己,我们的地位在文化复兴运动中是相当重要的。不要再像「五四」的一代艺术家们那样,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交了一张白卷,给民国以来的中国美术史留下一片空白。或许还有人自满的说:「五四为我们带来了西洋艺术。」可是,西方艺术的介绍工作实在作得太差,况且还不是「五四」的功劳,因为没有「五四」,也会照样的做到这样。就如同现在的情形一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未推行之前,已经有许多艺术家在不断地介绍西洋近代艺术思潮到台湾来。推行了两年之后,也未见有任何有系统的介绍工作在作,所作者都是其个别的所好而已。
「五四」时代的画家们,也许会把责任推诿给动荡不安的社会,说甚么在这种生活日繁生计日艰的现实环境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柴米油盐,不需要艺术。可怜的「艺术家」们,为了生活,便不得不婢膝奴颜地向恶劣的环境妥协,作些世俗人们所喜爱的东西,不惜将纯高的艺术变成讨生活的工具。而这些人所能欣赏者,都是那画得最像的;他们所喜欢的,都是那些他们看得最熟悉的。于是大家一起模仿,模仿那些一般人所喜爱的东西。于是,模仿抄袭之风由此形成,日久之后,就变成一种风气。俗语说得好,「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代的「大师」们的所作所为,使得社会更加卑视艺术,也越发瞧不起艺术家了。「五四」运动遗弃了艺术,也不能完全怪罪那些领导者没有眼光,艺术家本身的无志气,没抱负也是値得自我反省的。这些自暴自弃的上一代,看在这一代靑年人的眼里,将怎样想呢?那么就再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吧。
模仿西洋新的不能代替模仿中国旧有的
民国以来,中国从未有过二十年的安定日子。而在台湾,我们亨受到二十年的安居乐业,大家都有时间静下来仔细地想想自己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在我们看到上一代艺术家们的作为悲哀太息与失望之余,再看看靑年一代,也许会感到些微的安慰。起初的十年间,靑年的艺术工作者们,由于对传统的中国绘画失去信心,对自己不甚了解的西洋近代艺术十分向往,对欧美当代艺术大师们的旺盛的创造力十分倾倒。于是,大家一窝风地去追求西方的表现材料与工具,模仿西方的技巧与风格。经过一段紧赶直追的迷恋之后,部分的青年画家由于完全了解了西方近代艺术演变方向之后,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再用西方现代艺术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绘画传统,给予它一个新的评价,并欲将传统中的优点找出来并发扬光大之。换言之,就是试图将中国优秀的绘画传统继续向前推展,给予它一个新的生命。十年来,「五月画会」的诸画家们,即在这一条路埋头苦干,深感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所负的时代使命之重大,毫不犹疑地将这一「文化复兴」的重担放在了自己的肩上。过去的己经过去,时间不留情地把我们拖到了现代的这个漩涡里。我们用不着胆怯,更不应小看自己,上帝送我们到这个靑黄不接的中国来,必是需要我们,少不了我们,所以总统也经这样地对我们说:
「靑年是时代的基础,时代的重心,任何一个时代革新与复兴,是无不以靑年的团结与奋斗,为其主力,为其核心的。……」
但是,不幸得很,仍有部分靑年人,由于对上一代保守画家的不满,而连带地对中国绘画传统产生了「憎恨」的感倩。还像「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启蒙思想,高唱反传统。于是,根本不去了解传统就从心里排斥传统,视传统为毒蛇猛兽。说中国的绘画早已死亡,应全抛弃。同时又高唱艺术无国界,应创作世界性的现代绘画。其实,他们所说的「世界性」的「现代」绘画,就是西洋式的油画。他们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的同意语。所以他们的作品,完全是跟随着西方的艺术的运动而运动,跟着西洋的画风转变而转变,跟着欧美艺术的思想而思想。欧美有了「普普艺术」(Pop Art),他们就「普普」;有了「欧普艺术」(Op Art),他们又「欧普」起来;有了「硬边」(Hard Edge),他们立刻又「硬边」一番。这批青年人对西洋的一切盲目崇拜,甚至对日本的西化程度也非常羡慕、歌颂不已。可是却不知当一九六六年底,日本的所谓新艺术在纽约近代美术馆展出时,纽约时报国际著名的权威艺术批评家肯乃德(John Canaday)在他那篇「新什么?新在哪里?」的批评文章中,开章明义地就说:
「上星期,近代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彻底失败的展览,叫做新日本绘画雕刻展」。我觉得它该改名为「旧国际陈腔滥调还魂展」。更为恰当些。他们借尸还魂的工作可做得美极了,既趣味高雅,又技巧无瑕,使得这间美术馆的画廊,在十二月廿六日展览结束前,看来一时成为市区中装饰得最精美的一座灵堂,受一具不可见的尸体支配着。」
这就是日本全盘西化的结果。他们比我们西化的年代久,比我们西化的更彻底,他们西化的程度已达到「旣趣味高雅,又技巧无瑕」,远在我们之上。但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批评,试想,我们的全盘西化者又将如何呢?艺术永远不是在一味模仿中可以获得的。
艺术贵有创造,有创造才有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凡真正创造出来的必定是新的,新的就是过去没有的。可是,一些崇洋的靑年画家们,将西洋新的画风模仿了过来,就自认为「新」了,「现代」了,「创造」了。其实,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我是们仅把眼光局限于台湾这一地区内,也许是新了,假如我们一旦把眼光放得宽一点,远一点,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旣不新了,也非自己的创造。由此看来,这些年轻艺术家们对上一代如何如何失望,骂他们一代抄袭一代,不知创造为何物,却很少自我检讨。其实,这两类画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模仿抄则一。所不同者,仅仅是模仿的对象而已。一个是模仿中国古代的大师,一个是模仿西洋的当代流派,全非真正的创造啊!
我早就有感于此,于四五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口号,那就是:
「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中华美术精神是超越的
我从来不反对一个艺术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模仿过去的画派或画家,我却反对把学习的过程当做了目的。世没有一位伟大演说家生来就会说话的,世上也没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经过一段漫长的模仿路程。模仿是一个过程,也是为了达到最后个人的创建而必须作的准备。也就因为此,我们可以说,世上所有的反传统的创造,事实上都是由传统中走出来,并将传统延续发展并予以发扬。
还停留在模仿阶段的画家们,竟不了解此,在高唱反传统之后,而使得他们失去了认识传统的机会。一些保守的画家们,见青年学子动不动就打倒学院派的临摹恶风,反传统,结果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又是「乱七八糟」。这两派的对立,互相攻讦,都是由于思想的偏激,不肯虚心地去认识对方,了解对方。我们这一代的可怜,我们的不进步,就在于对一件事物还没有认识与了解之前,就妄加批评。中国的传统中,有坏的,也有好的,有必需抛弃的,也有值得保留的;西洋的传统中,有好的,亦有坏的,有对我们不适合的,也有我们可以吸收的。总之,一个有思想、有见解、想创造的人,无论对任何一种传统,都不可能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试想,对一件事物没有十分了解之前,何以决定取舍?所以,在我们接受或反对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事先去认识它,了解它。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家们,如若眞有志于复兴中国的艺术文化,仅了解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担当起此一重任。我们必须由两方面去吸取长处,形成一种新风格,才可充分地表现出中华民国这个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我们早已确知, 「文化复兴」并非是「文化复古」。任何一个复兴的时代,都伴随着吸收外来文化营养。中国并非是一个保残守缺的国家,而是一门「宽容大度,兼容并蓄」的民族。所以美国人罗斯(E. A. Ross)在其「变迁中的中国」里就这样说过:
「古代中国文化,富于同化力量,景敎入中国,不久消灭,犹太人入开封,失其语言宗敎;或谓中国如大海,凡流入之物,无不溶化,此言诚然。」
向达在其「中外交通小史」中也说:
「中国文化并非孤立,不仅各时代环绕中国的其他各民族想同中国交往,就是自己也不绝地有人抱着玄奘法师『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的精神,去深入他国。魏晋以后,印度教东来中土,始尙有主客之分,终则成连鸡之势!」
其次,瑞典汉学家喜龙仁博士(Dr. Osvald Siren)也称赞「中华的美术精神是超越的」。这些不都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大度,兼容并蓄」的美徳与「超越性」的传统精神吗?如果国画家或领导文化复兴运动的诸公们,一味划地为牢拒绝西洋新思想的影响,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而无法达到真正的文化复兴了。
全盘西化者,只知崇拜西洋现代艺术运动的精神与形式,就说西方的艺术就是世界性的,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就是地域性的。你们当知道当代英国大艺术评论家李德敎授(Prof. Herbert Read)吧!再看看他在其名著「艺术的意义」中如何说的。他说:
「讲到中国艺术,吾人不能不想到中国幅员的辽阔广大,等于英国的极北直至阿拉伯的极南。中国与他国互通声气,因而在艺术上互相雷同的地区,当是印度、波斯及日本。如此特质所成立之东方艺术,正如西方峨特式与希腊艺术一样,乃是超越国境的、世界的。」
我辈靑年人为何会认为只有西洋艺术才是世界的,而中国的却不是的呢?
这是慑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与强大的工业压力,也是西方经济文化侵略的结果。年轻人已失去自尊心与自信心,甘愿做西方文化的奴隶,做了洋奴还洋洋得意地耻笑别人跟不上时代,没有现代感。而这种得意洋洋也仅限于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文化之伟大,不了解中国艺术的优点与缺点,所以他们竟管整天地喊反传统,但却说不出个道理来。
联合国敎育科学文化组织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作「东方与西方」。作者佛莱廸尔(George Fradier)在书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如果要想劝使欧美人士,试着去认识一个已经除掉了那种富于『画片性』与『不动性』的年轻而又清醒的东方时,东方人却把一个不甚了解而又不协调的西方,充作一个临时的东方。」
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人会说现在的中国不受西洋文明的冲击,不受西洋新艺术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是抄袭,不是全盘接受,不是横的移植,横的移植是结不出美好的花果的。屏东的椰子移到台北来就生不出椰子来;热带树、温带树与寒带树在中央山脉上分层生长。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无不受其环境的影响,何况是一种含有绝大个人主观意识成分的绘画呢?我眞寄怪,全盘西化者却对他生活的周围环境,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硬要说台北与纽约没有甚么差别,这完全是昧着良心说话,在自欺欺人。
创造一个新传统才是文化复兴的目的
我已很不客气地对保守的与西化的画家们,做了一次检讨的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再各自地钻着他们的牛角尖,自我陶醉下去。因为这两种人,对中国的文化复兴,都不可能有太大的贡献。唯有那经过两种傅统的洗礼之后,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保留中国传统绘图中的优点,吸取西洋绘画的长处,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现代的中国作品来。我们生活在中国现代时空的交叉点上,中国现代画家忽略了纵的时间与横的空间任何一面的体验与认知,都是我们的损失,都谈不上创造,谈不上发扬,更谈不上文化复兴了。
每个人都很淸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目的并非复古,它是认识传统后有选择地接受传统,发扬传统,同时创造一个新传统。艺术复兴的重任,都要靠那些能够有认识的保留旧经验,创造新经验的现代艺术家才能担负得起来,而这些现代艺术家们还需要社会不断地给与重视和鼓励。让我们大家为迎接这一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而献出我们的力量来。
注一:见广益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注二:同右。
注三:见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神州学会的演讲。
注四:见广益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