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西方可以休矣

一、我們在被人陷害

昨天在路上遇見一位剛剛由動員召集回來的老朋友，也是老同學，不過他學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罷了。我倆感情雖好，但見面總是談不到幾句話，就必定吵起來，原因是他看不慣抽象畫(說實在的，他除了喜歡中國的仕女花卉與如廣告似的西洋風景畫之外，其他的畫風一概不予接受)，偏又愛談抽象畫，而我老不放棄任何說服他的機會，想使他拋棄固執的成見，心平靜氣地去欣賞。可是這次見了我，連一句寒暄的話都沒有說，一開口就很得意地告訴我：

 

「我在部隊裡看到了這一期的『新文藝』雜誌，裡面有個叫做虹西方的人寫了一篇文章，好極了，你一定要看看，而且非看不可。」

 

我問他文章的題目和內容，他祉說「找來看看就知道了」，不過由他的表情與口氣中，已經意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跑了好多書報攤都買不到「新文藝」這本刊物，後來還是攤販建議我到新中國出版社去問問，果然在那裏找到了，它是一種軍中發行的月刊，非賣品，由於遇見了熟人，送了我一本。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看見了虹西方的那篇文章，標題為「畢卡索的信徒可以休矣！」文長僅八百餘字，可是看完以後，使人又好笑又生氣。好笑的是這些人對藝術一無所知，還要強不知以為知的亂發謬論；生氣的是這些人欲排除異己，不惜運用最卑劣的手段來誣害有生氣、有理想、有抱負、有責任感的青年畫家，這也是最不能使人忍受的。

 

抽象藝術之遭受非難，正如過去任何新藝術的流派在興起時遭受非難一樣，是一般的現象，但處心積慮想用卑劣手段打擊抽象畫，想用紅帽子來消滅所有的抽象畫家的，恐怕祉有中國了。而首先運用紅帽子還陷害抽象畫家技倆的出現，見諸行動的是在四十九年美術節國立歷史博物館所主辦的「現代藝術展覽」中(秦松的一幅抽象版畫被指責為有歪曲的意識，至今仍被封存在該博物館)，見諸文字的則是五十年八月的事了(五十年八月號的「革命文藝」刊登了劉獅的文章)，當時曾有很多繪畫的年青朋友要我出來講幾句話，我祉覺得那種陷害青年人的語言與行為幼稚得可憐，未予理睬。但後來見到徐復觀先生也在八月十四日的香港華僑日報發出了同樣的論調，這就不得不注意此一謬論發展了。徐先生要比劉獅多讀一些書，文章也比劉獅寫得好，為了遏止這種錯誤觀念的蔓延，不得已就拿了他作對象，駁斥所有類似的謬論(見五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與九月六日、七日的聯合報，五十一年四月一日「作品」雜誌)，同時也在本刊(八卷六期)發表了「現代藝術與匪俄的文藝理論」的正面論文，這些無非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為了生命的安全，藝術創作的自由而向社會呼籲主持公道罷了。

二、畢卡索不是抽象畫家

現在，虹西方(何以不署本名？這種怕負責的現象，實非君子所為)又以俄帝頒給畢卡索一九六一年「列寧和平獎金」為由，向我輩施放暗箭，他說。──

 

『但在我們反共抗俄的臺灣寶島上，卻出現了少數對於畢卡索嚮往的人們，把畢卡索那些有毒素的抽象作品，用不少的篇幅刊登介紹，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惶惑和遺憾的事。』他又說──

 

『奉勸抽象畫家的作者們，奉勸崇拜畢卡索的先生們，該醒醒了。如果你不想得到「列寧和平獎金」的話，那麼請趕快改弦易轍，別忘了你是一個反共的中國人，別忘了你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人，別再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首先我要指出的：畢卡索沒有畫過抽象畫，更不是抽象繪畫的領袖人物。虹西方先生，你怎會把畢卡索與抽象畫連到一起呢？你可以把畢卡索所有的作品拿出來看看，能找到一張抽像畫嗎？相反的，畢卡索是反對抽象畫的。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出版的香港新亞生活雙周刊第四卷第一期第十頁中，新亞書院藝術系主任陳士文先生即說：

 

「畢卡索的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否認了抽象藝術。」並且引用了畢卡索的話：

 

「這裡沒有抽象藝術。」

 

「世界上也沒有『形象的』和『非形象的』藝術；每件事物都以一種形象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一個人物、一件對象、一個圓圈，統統是一個『形象』。」

 

我引用陳士文先生的這些話無非是證明畢卡索是反對抽象畫的(其實我們由他的作品中早已看出他是永遠捨棄不了自然的形象的)，虹西方先生也很清楚，俄帝頒和平獎給畢卡索，是因為他們利用了畢卡索所畫的「和平鴿」，試問和平鴿是具象抑或抽象的呢？這是顯而易見的，虹西方先生何以會把它給弄擰了呢？我奉勸虹西方，以後在要想反對一個人或一件事之前，應該先花點時間去把它弄清之後再來反對它，這樣的強不知以為知的胡謅，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產生了反效果。

 

既然畢卡索是一位具象畫家，並且反對抽象畫，那麼在我們反共抗俄的臺灣島上，還會有嚮往他的抽象畫家嗎？如果有，必是那些對於抽象畫一無所知的人，而非畫抽象畫的青年畫家，這是很顯然的！

 

反過來說，假若畢卡索也畫抽象畫，並且是抽象畫家的領袖，這與我們有甚麼關係呢？我們不能因為陷身匪窟的齊白石畫國畫，我們的國畫家就得「趕快改弦易轍」，附匪有據的徐悲鴻畫馬、梁鼎銘先生就得改畫驢子。更不能因為劉海粟做了共匪的藝專校長，我們的師大藝術系就不敢教西畫了。你是否看見蓋有「為人民」圖章的齊白石畫冊與曾任匪藝術院院長的徐悲鴻畫冊，充斥著臺北的裱畫店或陳放在某些國畫大師的家裡，作為臨摹的範本的事？你是否因為劉獅先生和他的叔父劉海栗同樣用著西洋寫生的技巧來話中國畫，而奉勸劉獅先生該醒醒了？如果要談中國人與畢卡索的關係，誰也比不過張大千先生，他遠在一九五六年春季即往畢卡索的古堡中會晤。張氏一直以能見到畢卡索為榮，他與畢卡索一起照的照片，到處刊登。並且在他四十八年年初歸國時，不但沒有如虹西方者指責他，並且上自院長部長，下至青年學子，一齊踴往機場歡迎，聯合報記者姚鳳磐、中央日報記者李青來、新生報記者黃順華及各報章雜誌，無不同聲讚揚他的倜儻瀟洒，歌頌他的繪畫成就，你能武斷地警告這些人都「可以休矣」了嗎？

三、西班牙政府對於抽象畫的態度

虹西方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陳清汾先生「環球見聞錄」的一段話：

 

「有一件事值得我注意，那就是西班牙國家中最大、搜羅最廣的美術館中，才只看到一張畢卡索的早期作品，這位世界聞名的現代畫家的作品，在別的國家中都爭著掛，但是，在他自己的國家卻不以掛他的畫為榮，反引以為恥，因為這個天主教國家，吃盡了共產黨的苦頭，所以他們上下一致反共，但畫家畢卡索卻是左傾的，西班牙政府並不因他是天才而予以姑息，竟把這世界認為傑出的畫家給開除了，像這樣徹底堅決的反共立場，實是我們中國最好的朋友。」

 

陳清汾先生的「環球見聞錄」沒有看過，不知是否記述他一九三一年以前在法國留學的那段往事，如果是，那麼西班牙美術館中收藏他的作品很少的原因有二：一來他成名不久，美術館還不確定他的地位；二來西班牙是個保守的天主教國家，對於他那種變形(尤其分解組合的立體派畫風)的繪畫是不受歡迎的。如果不是那段時間而是後來，畢卡索的反對佛朗哥獨裁未嘗不是理由。而現在(距一九三一年以三十多年了)該美術館是否已增多了他的作品收藏，沒有資料，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由很多其他的資料中知道，西班牙的抽象畫已代表了整個畫壇，並且還得到政府的鼓勵。現在就讓我們來看西班牙繪畫發展的情形。

 

本世紀的前十年，西班牙繪畫仍停留在平板的學院主義上，由於迪阿茲(Diaz)在浮爾瓦(Vuelva)地方畫了Scnta Maria de la Ravida 壁畫，才將立體主義介紹到西班牙去，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後，由於一群不到三十歲的青年藝術家們對藝術尋求的努力，由超現實主義為起點，發起反學院運動，再造傳統遺留下來的觀念與價值，而表現出自然抒情的衝動。在這以後相繼成立的畫會團體很多，其中以一九四八年在巴塞羅那所成立的「Dau Al Set」比較重要，Dau Al Set 是西班牙克特蘭文，原是一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話，英譯是「一個骰子的第七面」，這個團體得主要畫家是達比埃(Autoni Tapies)沙拉第(Joan Josep Tharrats) 克扎爾(Modest Cuixart)和彭斯(Juan Ponc)，他們並出版一本與該團體同名的評論刊物，對新藝術大事鼓吹，編印均由沙拉第負責，這本評論的水準足可與超現實主義最佳的刊物媲美。

 

當這新的藝術進入五十年代的時候，批評家和外國畫廊的所有人，卻不斷地湧進巴塞羅那的畫室裡去。於是他們的作品相繼地在巴黎、墨西哥、南美、意大利、瑞典、倫敦、紐約、芝加哥、匹茲堡等地的沙龍或比賽中展出，也慢慢的受到獎勵。

 

到了一九五七年，又有一個新的團體在馬德里成立，它的名字是「El Paso」，其中包括的畫家有沙烏拉(Antonio Saura)費多(Luis Feito)米納瑞斯(Manolo Millares)和卡羅加爾(Rafael Canogar)等，一致擁護非形象藝術。根據評論家塞羅(J.E.   Cirlot)的解釋，非形象畫與範圍狹窄的寫實主義是有明顯區別的，它著重創造，而不受形象及規則的思想所決定，排斥一切有關自然物象或可具象的符號。

 

達比埃早於一九五二年就靠政府的親信之力，在「威尼斯双年藝展」的西班牙部門中被介紹過，接著一九五四年再度展出。到了一九五六年，沙拉第、費多、米拉瑞斯、沙烏拉和卡羅加爾均參加展出，全世界的評論意見對他們都加以支持，於是西班牙的美術官吏，也不再可能反對世界意見的趨向而對他們有所輕視了。一九五八年第廿九屆威尼斯双年藝展時，他們統統代表西班牙了──政府對他們已是恩寵有加。

 

一九五九年西班牙政府主辦了一項「十三位現代西班牙畫家」的畫展，在巴黎Musée des ArtsDecoratifs 展出，並且同時隆重地簽了一個正式的文化交換計劃。佛朗哥的文化關係總監莫納尼斯(Don José Ruiz Morales)在那次展覽會目錄的前言中說：

 

「『在一滴水裡看世界，從默察一道牆的裂縫來預測生命的目的。』這就是現代美學革命的意義。西班牙……西方最古老文化之一……她日新月異的抱負是不會不知道這些新的方向的。」

 

他並且以一種認可的態度肯定地指出：「確定了她堅強的個性……
特別是在繪畫的領域哩，在那一方面，若干世紀以來已經是具有卓越的貢獻。」至此，抽象畫在西班牙已贏得了全盤的勝利，同時在國外，一九六○年的威尼斯的双年藝展中也獲得了很多榮譽。目前他們的畫正在美國與加拿大巡迴展出

 

如陳清汾先生所說，西班牙是一個上下一致堅決反共的國家，因為畢卡索的左傾而恥於掛他的畫，如果像虹西方先生所說，抽象畫家都是畢卡索的信徒，那麼佛朗哥怎會允許抽象畫在西班牙境內生根壯大呢？臺灣寶島的抽象畫作者都應趕快改弦易轍，那麼西班牙的抽象畫作者將怎麼辦呢？最近又在中央日報上讀到了一篇陳清汾先生所寫的「暴政之下無藝術」的文章，上面如此寫著(六月十八日)：

 

「但，現代抽象派的畫是完全依據人類自己的感情意志，由衷而發的一種極自然的感動之作，而共產主義是不准你有這些自我的內在感情。在他們那沒有人性、倫理，友愛的社會主義教條下，是不可能有純藝術產生。所以我說他們根本不懂純藝術的真諦。」

 

陳先生這話不但說明了俄帝是反對抽象畫的，並且也特別強調了抽象畫是純粹的藝術。我們身為一個反共抗俄的中國人，必定要看清事實，認清目標，俄帝反對的，定是它所懼怕的，它懼怕的東西正是我們應該提倡的，為甚麼虹西方先生不明此理，反而愚昧地受著匪俄統戰宣傳之毒，跟著俄帝一塊喊，來打擊這種自由民主思想的純粹藝術呢？不久以前，俄帝邀請一位美國極寫實的新具象派畫家Rochwell Kent 前往鐵幕訪問，他們為何不邀請抽象畫大師羅夫果(Mark Rothko)或剛去世的克蘭因(Franz Kline)呢？現在套用一句西方的話：如果你不想被俄帝邀請去鐵幕訪問的話，那麼趕快改弦易轍，別忘了你是一個反共的中國人。虹西方先生，你知道你在作些什麼嚒？好好地想想去吧！是可以「休矣」了！